【文化芊言】刘芊：礼乐是乡愁还是遮羞布？ -凯发首页入口home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副教授

中国历史上，制礼作乐是统治者的特权，凡坐稳了天下的统治者，无不以“制作”显示开创之功，以礼仪、祭祀强化皇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按照儒家重德、礼，轻刑、政的传统，礼乐被赋予重要的教化和政治功能。同时，传统中乐与政的联系使礼乐的盛衰也成为国运兴败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礼乐成为巩固统治的一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工具。

尊重、履行礼乐规范，也是儒臣对帝王的期望。但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开国盛世制礼作乐，踌躇满志，季末朝政腐败，礼乐荒废。本已失传了的雅乐就在这复兴与衰落的循环中被一次次再造，不绝如缕，然而去古越远，各种错谬就越多，人们对于乐教也越感陌生。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微弱，与其所处的崇高地位难以匹配。连封建君主自己对礼乐也不再有虔敬之心，只不过将其作为一点不得不履行的繁文缛节，装点门面而已。

在上古，“乐”具有很高的地位，不仅担负着沟通神人的宗教作用、沟通人与自然的神秘作用，而且也是维系人群的关系、君主听政采风、贵族间交往沟通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对贵族子弟的教育中，乐教是主要的手段。西周建立大批同姓封国，并通过联姻，逐渐使得各诸侯与周天子成为伯叔舅甥的关系。这样，氏族血缘亲情的礼俗就成为维系周朝统治的纽带。同时，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和祖先祭祀等制度的规范化，强化了氏族血缘关系中的尊卑等级。这样，整个社会就纳入一个亲情伦理为基础的秩序之中。西周的政治是宗法政治，支撑它的是宗法伦理。礼乐之治，就是与这套宗法政治和伦理相配合的工具。

然而，儒家所崇尚的礼乐传统，事实上早在儒家思想获得独尊地位数百年前就崩溃了。随着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礼乐的使用逐渐从规范到不规范，最终走向没落。我们从《晏子》、《墨子》等文献中对孔子“弦歌以聚徒”行为的强调，也可以反推出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已非常态。儒家乐教思想的提出，恰恰是在礼乐崩坏的背景下，在氏族解体与君主专制出现之间的过渡阶段。

孔子

在孔子那里，礼乐文明是和他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制度文明。其指向，不仅是文武周公成康之世，而且直攀连他自己也不敢奢望的尧舜“大同”之世。他以行宽仁之政、垂拱而治、不以天下为私、禅让于贤的尧舜为圣贤的典范。因此，孔子称舜之《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江文也不无理由地认为“韶乐的力量应当是孔子创造出来的”。就是说，《韶》单纯从音乐角度看，应没有多么神奇，但由于有孔子赋予它最高的道德意义，因此才有了《韶》的神话。

礼乐之治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标志物。然而，正如孔子自知求尧舜之治已不现实，其退而求诸周公之制亦不可得而行，后世的儒家对于礼乐之治的追求也总是落空。因此，如徐复观所说的那样，礼乐之治“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

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孔子及弟子言乐、举乐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因此，虽然孔子从乐可以提高人格修养的角度认为其有普遍价值和社会效用，但是他对于乐的这种提升人格的作用是否可以在人群之中以大规模推广的形式见效，未必不存在一种犹豫。孔子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弟子追问下又立刻改口，正色说刚才不过开个玩笑。这个细节或许就透露出其内心中的某种顾虑。乐教是要在接受者本人具备相当素质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最佳效果的。作为个人修养的完成阶段的“乐”，对于大众来说是否能普遍接受并产生预期的效果，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曲高和寡是自然规律。虽然孔子教育弟子们“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认为应当推广礼乐之教，但是将“道”只赋予礼乐熏陶，未必对所有人都能奏效。孔子在政治上也是主张宽猛相济的。以主体欣赏接受为前提的乐教，如果成为对群体的外在强制性的要求，不仅达不到教化的目的，也使乐教自身失去了灵魂，变了味道。这一危险在后来成为了现实。

在儒家定为一尊后，无论其道德伦理还是其审美意识都异化为一种强制力量。正如汉代以孝治国，却造就出一群投机的假孝子，也让孝成了篡权者废立皇帝的借口，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对虚伪名教的唾弃，乐的遭遇也是如此。统治者借用儒家所推崇的纲常礼教作为统治工具，以天命自居，不得不用礼乐装潢门面，但这与其说是他们对礼乐之治的真诚信仰，不如说是从维护统治需要出发的实用考虑。白居易说“行礼乐之情者王，行礼乐之饰者亡”。可是“礼乐之情”只存在于真正儒者的胸怀之内，而进入不了统治者的心目之中。

明嘉靖皇帝像

明朝虽以恢复汉族正统自居，但从朱棣的夺位到嘉靖的礼仪之争，早把在宗法礼制中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嫡庶原则和宗庙制度破坏了。在礼仪之争中对谏臣当庭杖毙的嘉靖皇帝虽然也有过制礼作乐的打算，但后来嘉靖、万历朝中皇帝“不郊不庙”成为常态，连祭祀职责都懒得履行了。礼之不存，乐将焉附？

“唯乐不可以为伪”，音乐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心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自然真诚的欣赏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诚”要求。然而，当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统治者言行不一、上下有别的做法从内部侵蚀破坏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当权者的虚伪与老百姓的应付成为了“乡愿”的肥沃土壤。失去了“诚”，儒家所构建的以德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和乐教之功就被釜底抽薪，沦落为腐败与黑暗统治的一块遮羞布。

把乐教与刑、政并列作为治国之道，甚至抬高到最为理想化的治国之道，试图以音律的平和，歌舞的陶养就能够使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汤一介曾对君主专制下道德与政治结合所造成的二者关系的错位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企图靠个人的道德修养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无疑必将走上泛道德主义的歧途”，其结果是“造成了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前者使道德屈从于政治，后者使道德美化了政治，从而不仅使道德沦丧，而且使政治败坏”。我们可以套用这个句式来说明乐教的结症：当礼乐成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工具时，以审美的方式行达政教之目的，也必将走上“泛审美主义”的歧途。以乐教作为治国的手段，造成了审美政治化和政治审美化。前者使审美屈从于政治，后者使审美美化了政治，从而不仅使审美沦丧，而且使政治虚伪。

儒家将道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是类似政教合一的绝对权力。这与现代对公权力的认识也是格格不入的。把仁政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把统治者的道德寄托于礼乐的涵养，是一种何等脆弱和危险的设计。那种希望以“伟大的礼乐运动”“消弭人祸于无形” 的想法则过于理想化了。

（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作者新书《礼乐余响——朱载堉与儒家乐教》）

刘芊简介：

刘芊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管理及中西方管理比较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作为bimba“中国商务（business in china）”课程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多年来刘芊博士给包括世界一流商学院在内的各国mba/emba项目讲授有关中国商业文化的课程，并为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进行相关培训。

刘芊博士1990年-2001年供职于某大型国企从事外贸工作，其间曾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接受商务培训并在在欧洲工作多年。2001年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自2005年起主要负责国际项目的研发和跨文化管理方面的教学。

专著：

《量子飞跃——改变你工作和生活的7种量子技巧》（翻译、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1月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n china（儒家思想与中国商务）（英文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4月
《礼乐余响——朱载堉与儒家乐教》（学术专著）文物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