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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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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形象的话就是“要致富,先修路”。

    基础设施建设有几个特性。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每个项目可能要3年、5年或是10年才能够建成,并且它的使用期、回收期也较长,一个项目建好了以后,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是100年还在使用,且它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投入非常大,可能是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而它投资的回报决定于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好不好,发展得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就高,发展得不好,它的回报就低。换句话说,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并且,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比如说建了一条道路,减少了交通拥堵,使用这些道路的企业和一般老百姓受益最大,这就是经济学家首讲的外部性。

    由于基础设施这样的外部性,一般市场、企业不容易来筹集这些资金,而在目前,国际上对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当国民经济面临下行、产能过剩情形严重时,也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这是因为,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时,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把政府应该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提上议程,进行建设,这样一来,短期内会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好后会形成资产,长期还能够提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政府的税收也就能够增加了,那么现在投资的资金也能够偿还。二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各种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材料、施工的成本还会下降。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口非常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2020年,亚洲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8万亿美元,每年平均是8000亿美元。根据欧盟研究,欧盟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从2.1万亿美元到2.8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基础设施学会的研究,美国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44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非洲国家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930亿美元。但目前各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好,一些国家积累的负债普遍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0%以上。那么,政府要动员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钱虽然不多,可是民间的钱并不少,类似各国的退休基金、保险基金,这些钱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过去,这些基金主要用来购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或者投资其股票市场,但目前发达国家的利息非常低,有些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的政策,再去买政府的主权基金、债券,回报率也很低。并且,当前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相当多的泡沫成分,投资风险大,平均回报率不高。这时,如果利用金融创新,将基础设施建设变成一个可投资的项目,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回报,将民间的这些基金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上。

    第四,金融创新方式上,我们经常会提到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或者是bot方式(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也可以让一些双边援助机构发挥作用,像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提出的丝路基金、中国欧亚合作基金、中葡基金,就属于这种双边援助的资金,用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另外,多边机构,类似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也可以利用它们商业的评级,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再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各国也在尝试一些机制上的创新,比如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下提出建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再投资银行,来给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融资的要求。20国集团在澳大利亚开2014年峰会时,提出的基础设施倡议,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鼓励政府、私营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给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2015年,20国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峰会的时候,也提出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这些,总的来讲都是在强调金融创新。

    可以说,钱是有的,关键是怎么动员,而动员的基础是金融创新。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本文是其在“第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摘编,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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