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北大国发院何以在高校智库中脱颖而出 -凯发首页入口home

文/邓新华

近日，中南海钦点的25家高端智库名单曝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赫然位列其中。25家高端智库中，一半为部级机构，高校智库只有寥寥数家。而且与人大国发院，中山大学港澳研究院这类举全校之力推出的智库不同的是，北大国发院虽然名义上隶属北大，但在师资力量，经费方面一直是独立自主，与北大的关系可谓是依而不靠。

而且北大国发院，不同于其他高校智库的低调，在国内重大政策建言中屡屡发声，毫不畏言，比如前不久的网络约车讨论中，国发院周其仁、薛兆丰等老师掷地有声的呼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受大众好评。

一家独立经营的高校智库，为何能够吸引如林毅夫这样的国内最顶尖经济学家，能够在国内众多高校智库中脱颖而出，为何既能获得中南海的青睐，又能获得大众认可，俨然成了新时期的中国意见领袖，奥秘何在？又能够让其他高校吸取什么经验？

2015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讲座已经举行了50期。第50期讲座，由林毅夫、姚洋、卢锋、徐晋涛等几位国发院的著名学者演讲，内容是谈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改革以及雾霾与经济的关系。

国发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主持了所有50期讲座。在黄益平看来，北大国发院的成功，主要是这里有一批极具家国情怀的学者。他们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关注家国大事，这是国发院的特色所在。作为高校智库，学者们的智库工作是很难纳入考评的，他们完全是基于情怀、自带干粮做智库研究。

国发院的很多报告对政府决策都有影响，而“朗润•格政”讲座则是国发院参与公共讨论、加强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大牌学者，也有学界新锐。“格政”的意思是以格物致知的态度分析重要经济现象，推究公共政策选择。“朗润•格政”不知不觉就做了50期，以后还会继续做下去。

家国情怀与“教授治校”造就国发院

搜狐财经：国家发展研究院在高校智库中的影响力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即便在高校之外比，也是数一数二的，请问，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功，谁的贡献最大？

黄益平：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太好回答，反正肯定不是我了。国发院或者是原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做智库，是创始人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定下的目标。当时的说法是做智库、做科研、做教学，三个方面都要在国内做的最好，现在看应该也都差不太多。从人来说，具体一定要说是谁的贡献最大，不太好说，我们院里头在智库方面影响力最大、贡献最大的一些老师，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如原来早一批的林毅夫老师、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这都是属于单个人影响力巨大的。

搜狐财经：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么成功，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为什么做智库？客观的来说，还是跟这一批人的个人兴趣和家国情怀有关系。我们看到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高校做智库的不是特别多。即使到今天，我们做智库工作，和高校里头你的工作量的计算，和你工作成绩的评定，它其实是不匹配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说你今年做了多少工作首先看讲了几门课，你做了一些什么成绩，我们一般看你发表一些什么文章，智库的工作好像在这里头排不进去。你不能说我给中央或者哪个部门写了一个报告，在我们看来是重要的工作，但它其实很难计算。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原来的ccer，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智库方面做工作做的比较好？就是一帮人，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时候，是对政策是有兴趣的，比如说林毅夫老师、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

这些老师出去以前一直是做政策研究的，包括做政策顾问，其实已经有很多经验，后来相对年轻一些的老师进来。他们来做经济研究，其中一个愿望和预期是希望能对中国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我们也没有财务支持，大家都是自己做，当然我们院里有一些资金支持，但主要就是因为是个人对这方面有兴趣，而且有很多人他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国家情怀。

搜狐财经：很多学者主张“教授治校”，国发院是“教授治校”吗？

黄益平：国发院基本上做到“教授治校”。我们的基本体制就是有一个院长，几个副院长，有一个学术委员会，但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教授会。每年开两次教授会，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要教授会投票通过。大的事情包括升职、建立新的机构或者我们一些重大制度的改变，都是需要由教授会来做，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典型教授治校的机构。

搜狐财经：张维迎老师回国发院的时候，是由教授们投票通过的？

黄益平：对。任何人进来都是要教授投票的，包括我来也是要教授投票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制度。谁来这儿，可能是院长或者学术委员会先会酝酿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时候建立一个特殊的招聘小组，但是最后能不能成，要教授会投票。

搜狐财经：这个体制确实很独特。

黄益平：对，相对比较独特。

学术独立性从未动摇

搜狐财经：您觉得国发院跟其他智库比起来，特色是什么？

黄益平：不太好说。我觉得我们智库做的相对比较好，可能是跟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我也不能说别人就没有。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我们做智库工作，就是个人兴趣、家国情怀，大家就愿意做这事情。其实我们独立性是很强的。过去没有人给我们钱让我们做智库，我们其实都是自己的钱在做。以前我开玩笑说自带干粮闹革命，自己写一个报告给政府，政府感不感兴趣这是他们决定的，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当然也有的人说你也是一个国立大学，你不完全是独立。教授的学术观点其实是很独立的，尤其在我们院子里头根本，没有谁能统一得了谁的想法。我们在学术观点的独立性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是一个国立大学里头的一个智库，但这个机构里头做研究、讨论政策问题，我们追求和而不同，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独立性我觉得是比较充分的。

第二，这里确实是有专业性的好处。我们的老师对中国经济是很了解。我刚才说很多教授其实从改革初期开始就已经在做政策分析，包括有很多在基层呆过很久，同时他们接受过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的训练。我经常喜欢开玩笑说，我们学者如果提一个政策建议，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他一般来说是比较一贯的，比较一致的。学界有些人是无定向导弹，今天说一个观点是这样的，明天提一个建议是另外的，就说明他们的框架不是很确定。

第三个，我们很多老师本身影响力比较大，我们院子里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比例最高的。有影响的好处有的时候做一个东西，说一个观点就会有影响。我们有一些老师跟政府部门和决策部门的关系合作比较紧密。有渠道，有影响力度，你有好的政策建议提出来，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是不是被采纳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我们智库来说，我们自己就这么做一做，20几年一直做过来。我们最大的好处，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受到领导喜欢不喜欢百多的影响，因为我们不在体制里头。我们做研究也没有人想着研究做好了就升官了，国发院的文化里没有这样的想法。

搜狐财经：媒体对国发院的很多资深老师都比较熟悉，国发院现在有新锐学者不为媒体所知的吗？

黄益平：国发院的平台比较好，如果研究做得不错，慢慢有影响力的老师其实也是不少。我们现在确实是受到一些年轻老师需要升职的压力。李力行老师和王敏老师，他们做土地问题已经很多年，他们做了很多很实实在在的项目，对这些问题已经有很深的造诣。还有徐建国老师，跟着周老师做土地制度改革，我们也一起做很多金融改革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影响。沈燕老师现在也是和我一起做互联网金融，还有黄卓老师。

他们影响力不像上一梯度的那些老师那么大，他们在这些领域做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有余淼杰老师，做国际经济做的也相当的好。第一，做智库工作本身就需要经验积累的，不能说我大学毕业我就做智库，这和一般的研究还不太一样。另外一方面，他们确实在职业发展的前期，可能相当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智库工作比重相对小一些。

搜狐财经：现在其他高校也有很多做智库的，像中国人民大学，也有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发院的成功因素他们可以复制吗？

黄益平：我也不觉得我们的成功是很独特的。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这些老师不是随便可以复制的.周老师在东北打过十年打猎，宋老师在农村呆过这么久，1980年代初期给最高层提供政策顾问、政策咨询，他们这样的人其实要复制是比较难的。

你要是说像我们这样，姚洋老师、卢锋老师这样，我觉得复制其实是很容易。无非就是你关心实际经济问题，你认真做研究，你花时间去做这些。我们国发院做智库，和其他地方的智库我不知道是不是不一样，但我们坚持的一条就是我们是以我们的研究力量、研究功力作为智库的基础，并不是所有问题都会去说，不是说今年看着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火我们就去说一把，那个问题比较火我去说一把。我们每个人的领域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专长范围里头发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对智库排名的看法。我们当然很开心我们排名很前面，但我们不追求排名。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发声，在擅长的领域影响政策。我们不去追求写了多少报告，领导多少批示，媒体有多少次曝光，所有的这些我们都欢迎，但是我们不会刻意去追求这些工作，这个我想可能会让我们显得比较独特一点。

搜狐财经：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智库，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黄益平：我们现在可能会在智库的研究方面力量可能会更加强一些。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一，大家觉得我们做的好，其实我们都是各自为政，都是自己做的，我们院子里都不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作为一个智库，我们会加强一些协调。第二，人员角度方面我们也希望有所加强。

我们现在有一些老师接近退休年龄，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这样的，我们觉得从智库的角度来说，他们现在也许是最有价值的时候，因为他积累了多么多，他们看得多，他们有很多感受，而且做智库工作是他们最擅长。我们有一个平台叫瑞意高等研究所，来返聘他们。我们同时会聘请一些相对年轻的专门做研究员，这是我们北大创新改革，教授序列之间还有一个研究员序列，研究员也是事业编制，主要是做研究，请这些人主要请他们做政策研究。我相信我们未来智库工作应该会比过去做的更活跃一些。

从格物到格政

搜狐财经：您一直主持“朗润•格政”讲座，主持了50期了，当时设立这个讲座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黄益平：我在2013年以后重新回到朗润来。我回到朗润园以后，姚洋老师当时跟我说，希望我协助他专门在智库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们过去一直做智库，但其实没有很多组织化的东西，未来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智库，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人员、能力、发展的前景也更广阔一些，看我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帮他做一些协调工作。当时是2013年下半年。

2014年年初的时候，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周年院庆，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既然做智库工作，在我看来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跟直接政府官员沟通，写报告，参加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参与公共讨论，组织各种讨论，不同观点都来，所以我就建议在我们这里做一个交流的平台：“朗润•格政”。

这个名字还是我一个朋友想的，我觉得还是蛮有创意，我们主要的目的以格物致知态度分析重要经济现象，推究公共政策选择，这也是智库工作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也是作为20周年院庆其中一个部分，院庆早就过去了，但格政还会持续下去。

搜狐财经：您觉得“朗润•格政”的特色是什么？

黄益平：“朗润•格政”的特色就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对于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一些讨论，演讲者有时是我们院里面的人，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其实它的形式很多种，有的叫格政讲座，有的叫格政圆桌，有的叫格政论坛，今天是格政论坛，是老师们站在台上讲。我们目的就是建这样一个平台大家来讨论。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主要就是觉得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深层次的对政策问题的讨论。冯仑说的伟大是熬出来的，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其实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平台坚持做下去。我也没数，到最近他们才开始数，我们已经做到50期，我还有点吃惊。两年稍微多一点已经做了50期。

搜狐财经：能很多媒体他们关注“朗润•格政”，可能还是因为演讲者很多都是大牌学者，以后会在推出新锐学者吗？

黄益平：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我们其实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也在尝试着结合不同的学者在一起。很多次我们邀请年轻的老师来做。但有的时候请名家是习惯性的做法，第一，我比较知道哪一些有名的专家对什么问题有看法，年轻的专家则需要去挖掘他。另外，政策角度的讨论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就希望有影响的人来，他的政策主张影响力更大一些。我们做了一些尝试，以前做院庆的时候，我们请了李力行老师，他是很年轻，是80后，他来讲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跟其他一些资深老师结合。我们做能源问题的时候，很年轻两个老师黄卓和王敏老师，他们的报告对能源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以后我们应该做的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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