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资本与财富 -凯发首页入口home

资本与财富，不同于经济学常用的来自日译的其他语词，我检索“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全文可检索版），这两个语词不是“和制汉字”。明治维新的翻译浪潮之前，汉语已有“赀本”，见于宋代文献，赀的意思是“财产”、“财富”、“计量”。财富的使用更早，见于汉代文献，“财”与“富”两字联用，或可追溯至“大戴礼记”乃至“尚书”。马克思著“资本论”，使资本一词大肆流行于社会科学诸领域。故有必要考察资本与财富，在德文与英文中的涵义。

本来，德文与英文十分不同，德文与古希腊文亲和。所以，黑格尔说希腊文是德文的故乡。英文和法文都与拉丁文亲和，只不过，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北欧海盗维京人侵扰频繁甚至主持英国朝政，此后还有说德语的国王。所以，英语语汇包含了拉丁、希腊和北欧这三方面的来源。但是，“资本”这一语词，在德文和英文里是同源的，根据字源学词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最早出现于13世纪的法文，它的意思是“头部”、“与头部有关的”（故而与拉丁文“caput”或现在的英文“per capita”相通）、“首要的”、“财富”、“用于产生未来财富的财富”（最早见于1868年的文献）。“资本家”（capitalist）一词，1791年出现于法文当中，意思是“man of money”。这一语词若直译为“金钱之人”就有些费解，但译为“资本家”又涉嫌被现代语言污染，对比常见的英文表达“man of action”（永远要有所行动的人），或许可以译为“为金钱活着的人”。比资本涵义广泛的是财富，这一语词，最早见于13世纪，核心涵义是“幸福”，然后是“健康”（中古英语“well-being”和“weal”），然后才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涵义“富裕”和“繁荣”。

由以上的考证不难看到，中文的资本与财富意思相近，但是西文的资本与财富，在最初的涵义当中，资本的核心是首脑，而财富的核心是健康。

会计账目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城邦，是“用数目字管理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之首。在会计账目里，资本的意思是扣除债务之后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这是首要的项目，具有首脑的或与头部相关的重要性。财富最早的形态是健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中世纪的财富形态，在健康之外，增加了君主的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此处，“共同”没有现代涵义，1500年以后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语词指的是城邦或君主国家。博丹“国家六书”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之后）近代以来最早的政治学著作，1606年英文译名是“the 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e”。

直到个人主义精神在西方兴起之后，例如，斯密的时代，财富这一语词才有了个人财富的涵义，被斯密用来替代以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财宝”（treasure）。坎南指出，斯密的一大贡献在于用国民财富这一概念取代了君主财宝这一概念。对君主的财宝箱而言，无所谓“经济增长”。故而，斯密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增长的理论。也因此，斯密的名著，王亚南和郭大力实在不应译为《国富论》，而应从严复，译为《原富》。

财富若要增长，资本固然是首要的，但资本的涵义丰富多变。如上述，早期，它意味着健康。19世纪晚期，资本被定义为“产生未来收益的投入”。20世纪晚期，资本的核心内容从“物”的变为“人”的，世界进入“人力资本”（尤重“健康”）和“知识社会”（尤重“头脑”）的时代。21世纪，从目前可见的趋势看，资本的核心很可能是“社会的”而不再是“个人的”。因为，恰如德鲁克多次论述的那样，由于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期望寿命在90-100岁之间），还由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社会的特征，知识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将推迟到80岁，而公司或生产组织的平均年龄将缩短至5年以内，因为知识系统更新的周期肯定将少于5年。德鲁克认为，那些苟延至50年以上的组织，大多已僵化为官僚机构，等待消亡而已。德鲁克还认为，知识工作者根据“项目”而形成的聚散过程，将是“知识组织”的主要形态。并且，“知识网络”之能够延续，最核心的因素是信任关系。在行为经济学文献里，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

这里可以引入布迪厄探讨的“文化资本”问题。对他而言，任一场域之内可以有三种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我在开篇定义的，是经济资本。德鲁克探讨的知识组织的信任基础，是社会资本。可被列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是：教养、习惯、格调、品味、语言、态度、生活方式以及有助于融入这一场域的其他人际关系。可见，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及贝克尔定义的人力资本，三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当文化成为资本时，我们便不难设想德鲁克想象中的知识工作者转化为“文化资本家”的过程。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知识工作者与文化资本家，尤其在人文领域里。

为了进一步探讨资本与财富问题，我需要将标准的资本定义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例如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等领域。根据我的理解，“资本”这一概念，经济学家的标准定义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沃克与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十年“资本”论争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参阅我的另一篇文章“资本、资本市场与人力资本”）。

根据标准的定义，一项资本，在一个完备市场里得到的价格（价值）必定等于这项资本在未来能够产生的全部净收益贴现值之总和。这里出现了资本概念的三项要素：

（1）贴现或折现率，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最关注的价值生产的时间因素。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脑内，时间与不确定性是等价的。与此相应的是金融学常识，即不同风险类别的金融资产必须以不同的折现率计算净收益的现值，如果一项净收益的其他性质保持不变，则它的远期折现率必定高于近期的；

（2）完备市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假设。对资本定价而言，它要求在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存在这一资本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世界，市场不可能是完备的。这就意味着，从来不存在“正确的”资本价格。现实世界里，只有资本的“估值”。也因此，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永远有利润或亏损的可能；

（3）净收益，即每一时刻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对于未来的任何时刻，收益与成本都包含不确定性。越是远期收益，由时间涵盖的全部可能性也越多且微妙难测，故而净收益的不确定性就越高。任何已知的风险类别都不可能穷尽由时间涵盖的全部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小概率致命事件——真正的不确定性。

今天，脑科学研究报告完全支持1920年代奈特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本质差异的论述，从而完全否定了芝加哥学派领袖斯蒂格勒对他的老师奈特的这一论述的批评。

小概率致命事件，又称“黑天鹅事件”，在当代金融市场乃至复杂社会的一切方面，广泛地引发关注。甚至如普及了这一名称的那本书的作者塔勒布向世界宣布的那样：历史原本就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换句话说，历史终结了，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

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心理结构很大程度上已适应了黑天鹅事件，这是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他发现：人类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并且低估大概率或中等概率事件。

现在回到我们的资本定价公式，假如一项资本的远期净收益包含了某些黑天鹅事件，因为那是致命性的，例如，完全抵消或许多倍于从近期到远期的全部净收益。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典型如儿童早期教育，常包含这样的黑天鹅事件。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儿童早期教育乃至围产期护理的远期后果（自杀、抑郁症、反社会行为）很可能大于生命以后各阶段净收益的总和。依照通常的资本定价方法，上述黑天鹅事件的可正可负的净收益属于风险极高的类别，故应采取极高的折现率。

但是由于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时刻完全不确定，应当对哪一项远期净收益采取极高的折现率呢？显然，如果我们对全部净收益采取极高折现率，资本估值将永远接近于零。在现实世界里，资本的估值通常不是零。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或投机者）的行为更符合卡尼曼发现的原理——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是知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知识资本的行为与马克思批判的资本行为，二者之间还有多少是相似的？或在多大程度上不相似？从既有的研究结论判断，由于幂律的强烈作用，知识资本如果不能自律，那么它掠夺收入的能力远高于经典的资本。

这一判断对中国社会尤其关键，因为，中国社会演化至今，前现代成分与现代和后现代成分并存，故而可能出现最腐朽的（前现代类型的）知识垄断。这一现象在中国社会，丝毫不陌生。因为，以往的知识垄断，在汉语里称为“学阀”，行为模式类似于“军阀”——后者拥“兵”自重征伐异己而前者拥“学”自重征伐异己。

知识垄断的可能性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根据两位哈佛经济学家（shleifer and glaeser）2006年在nber的一篇工作论文（“why does democracy needs education?”），还是很现实的一种可能（现实可能性）。他们的报告表明，虽然教育一般而言极大降低了公众参与政治的成本，从而教育的一项最常见的副产品就是政治民主化，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为垄断权力而推翻民主政体，让我们立即联想到“1984”。

知识不应仅仅是资本，这是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社会效益。遗憾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最缺乏的是人文教育。这一“中国现象”，或可归因于宋代以来的“野蛮化”过程。不过，更显著的原因，高华在一篇文章里考证，始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教育”方针。革命教育=工农识字班 为战争培养干部。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革命教育转变为“又红又专”的清华大学教育路线，当真应了韦伯的预言：专家而无灵魂，官僚而无心肝。

我说过，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数千年的长期视角下，其实是唯一现实的发展——仅仅在物质生活这一维度，只要有足够时间与合适的外部环境。至于另外两个维度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前者因为二十世纪百年革命连根铲除了宗法制度而变得不现实，后者因为人文传统“花果飘零”而变得不现实。

在如上的历史情境里，中国却被世界带入了知识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知识是全球流动的，因此，知识资本收益的幂律，也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国内的企业股票在美国资本市场挂牌交易，此外还有许多跨国公司和中外合资项目，有技术转让协议，有关系企业之间的“代培”。

总之，知识社会是全球化的，故而知识工作者的报酬规律势必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当然，知识在全球范围的分布，关键性地依赖于全球网络的局部社会的结构。这是我介绍过的“费孝通命题”（参阅费孝通与吴晗1948年发表的著作《皇权与绅权》由费孝通撰写的前三章）：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它就产生并积累什么样的知识。例如，或许因为个人主义精神，或许因为全球政治格局，或许因为清教资本主义，总之由于多重的复杂的原因，欧美社会结构使欧美的知识生产组织在长期内保持着全球学术中心的地位，于是在欧美地区产生并积累的知识，与在发展中地区产生并积累的知识相比，更可能成为主导性的。欧美社会产生和积累的知识更可能占据知识重要性的幂律分布的顶端，于是获得人类知识总回报的极高份额。

换句话说，我们不妨将“占领华尔街”运动视为在知识（理解了的信息）的幂律分布中，位于底层的知识工作者群体（可能占人口的99%）对占据顶层的知识工作者群体（可能只是人口的1%）的政治抗争。不同于以往政治抗争的显著特征在于，这场运动没有任何确定的纲领和近期目标，从而它无法知道自己将在何处结束。正是根据这一特征，我认为这场运动是人们对“知识幂律”的最初抗争。

中国学术界既然早已沦为西方学术的“殖民地”（参阅我1996年的文章“学术中心何处寻”），在中国的知识工作者很可能以远比在欧美的知识工作者更低的概率，在某一时刻占据知识幂律的顶端。虽然，一旦占据了顶端，他们得到的报酬足以让他们进入全球首富清单。

此处不应忘记的是，任何一项知识，在全部知识的重要性分布（即知识幂律）中变动迅速，可用“日新月异”来描述。因此，知识社会的收入稳定性，远低于以往的全部时期。当然，这也是“终生学习”的激励。今年进入“首富”清单的，明年很可能被拉出这份清单。德鲁克提醒我们，被认为重要的知识，更新速度极快，1980年代，美国的工程师们大约平均三年就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如前述，聚集了财富之后，知识型组织也可能不将财富用于更新知识而是用于垄断。仍是根据“费孝通命题”，一个社会的组织将财富用于更新知识还是用于垄断，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提供的行为激励。如果寻求垄断需要支付远比寻求知识更高的代价，这些组织将倾向于寻求知识。反之，它们将寻求垄断。

中国的知识工作者，不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当他们偶然占据了知识重要性分布的顶端时，由于人文教育的缺失或由于寻租成本远低于寻知识的成本，他们可能选择垄断——在更适合选择垄断的社会结构之内，通常就是回到中国。这样，我的论述就要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在知识社会的视角下，显然地，应当是有利于知识自由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欧美社会结构也在演化，而且演化的方向并不令人乐观，甚至可以被自由主义者德鲁克描述为“每况愈下”。当然，西方人早已关注这一趋势，否则，1908年的一名高中教师斯平格勒发表于1918年的《西方的没落》，绝不致激发如此多（被卡西尔称为“前所未有的”）西方和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

因此，在上述历史情境里，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可以有更高远的志向。前提是，他们不满足于知识工作者或知识资本家的职能。

于是我的叙述回到了开篇或这篇文章标题的第二个语词“财富”——它在早期意味着“身-心-灵”的健康。不同于最近引人注目的皮科特，我认为真正的财富回报，是知识财富对“身-心-灵”三位一体的健康影响。也只有“知识”，这一财富形态，与以往的财富形态相比，更可能带来“身-心-灵”的健康。借用冯契先生的概括，就是“转识成智”。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智慧不再仅仅是知识，而是苏格拉底寻求的人生之真谛。在东方思想传统里，智慧意味着更高级的生存状态，在这一状态里，只有“空灵”（保持着警惕性的空性）因而无知无识，离形去知（颜回“坐忘”），世界的真相于是呈现自身（颜回“同于大通”）。

毕竟，智慧是实践之事而非文字或语言之事。在这里，我必须止笔。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