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反思公意的边界与底线 -凯发首页入口home

考察我们中国人目前的发展状况，似乎有一种趋势，使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联合成为同一问题。这一联合之后的大问题，可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的表现，它的初级形态，是“物欲横流”，芸芸众生逐物而不知返，或知而不返。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贝克尔，2000年与同事合写的一本著作《社会经济学》，在2010 年引出来一本经济学工具书——《社会经济学手册》。“社会经济学”，不是“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有完备或不完备的理性选择，只不过这些理性选择发生在社会情境之内，从而这些特定情境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因此，社会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这两大学科都承认的一项事实是：人类行为有动机可循。关键问题是：在许多可循的动机当中，哪一类是真正重要的？引用钱穆的概括：人类的“类”性，其一是“个性”，其二是“群性”。这样的观察，演化心理学家提供的解释是：人类种群的保存与繁衍，依赖于两种心理能力的平衡，其一是“好奇”，其二是“谨慎”。脑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观察，那些与环境保持了长期适应关系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沉淀为“遗传的”，成为人群通有的性质。那些在短期内适应着环境变化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成为“个性的”。例如，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或迟或早，个性的发展就总会产生一些堪称天才的个体。我们都承认，由于贡献大且难以生存，这些天才是需要社会保护的。另一方面，社会也需要恪守谨慎原则，因为很难预先辨认并确保每一位天才不被扼杀。事实上，社群是否有能力发展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群在创造力与谨慎原则之间微妙且不断变化的平衡。社群成员的注意力，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的领域，最初往往要有一些天才或英雄人物敢于破除既有的生活方式。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为例，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他们施加给斯宾诺莎那样的宗教迫害，不难想像，两百年的时间，足可使欧洲人与我们中国人一百年前那样，沦为“落后挨打”的社群。

根据社会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个人行为发生改变，可以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内心有所感动，其二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推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两方面的理由都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继续积累，不论是有感于内在的反省还是有感于外在的事件，都要引发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真正的幸福感，与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之为内心的宁静。以我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观察，内心宁静之所以为我们带来最稳定且最丰富的幸福感，是因为，或者惟有在这一状态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由。黑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一论点，他是通过抽象思辨得到的还是当真有体验，只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笔记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观察过“东方冥想”。当代脑科学与东方静坐实践的联合研究，大约从1998 年，始于几位脑科学家与一位著名佛教领袖之间的定期对话而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011年发表的一篇核磁共振脑成像报告显示，冥想的累积时间必须超过1500 小时，冥想的脑，才可稳定在“宁静”状态里。身心保持宁静状态，梁漱溟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里有十分精致的描写。“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颜回的这一感受，称为“坐忘”。

关于“静以通天下所感”这一原理，陆九渊认为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多数人仍沉迷于感官欲望之满足。物欲享乐，经济学家和脑科学家称之为“幸福感”，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快乐感”。幸福心理学家显然更愿意接受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幸福”，他们称之为“综合幸福”。与幸福感相比，当代哲学家更习惯于探讨“善”的各种涵义。在这一视角下，正义，是协调追求诸善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沿着精神生活的维度，我们可以超越正义。所以，如何从社会生活领域转入精神生活领域，例如，信仰问题，这可说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最高形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 年和2011 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文稿，筛选组合而成《公意的边界》。这一组文稿，与2009年的第一辑相比，更关注中国政治问题。此外，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知识整合方式、通识教育、身心修养。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由于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案例，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保证社会不走向瓦解或消亡，虽然，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治几乎必定会瓦解或消亡。

本文为汪丁丁教授2012年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