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做对了什么 -凯发首页入口home

经济观察报 特约记者 陈炜  今年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民间投资的疲软让人忧心。其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下滑态势？自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股市一直备受关注，如何进行改革保证其健康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哪些创新发展，能够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当代经济基金会一起联合采访了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请他解读中国民间投资下滑之谜、a股市场发展之路，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在你看来，为什么民间对未来的投资信心不足？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姚洋：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周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不承认中国有经济周期，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大周期，四个小周期。第一个上升期是1992-1997年，邓小平南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飞速增长；1998-2003年，通货紧缩，经历中国式的衰退；2003年底开始新一波增长，这一波增长持续时间较长，原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应该跌下来，但是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让经济增长延长到2010年；从2012年开始进入下降期，现在处于衰退期的底部。基本上7年一个小周期，14年一个大周期。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现在总是把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弄混，所以方法找不对，比如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长期就是这样的，而派督导组督导银行放贷，是拿长期的办法来治短期的问题，不行的，一定要找到短期的办法，短期的办法是什么？

目前来看，民间不愿意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基本上也是浪费，居民消费也不可能飞速增长，如果让它飞速增长，就是积累债务。零首付是有一定危险度的。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再扩大一点赤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3%的赤字太低，我觉得短期应该扩大到5%-6%，让地方政府发一点国债，国债可以做两方面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购买剩余库存。房地产库存那么多，有那么多老百姓需要改善住房，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后再低价卖给老百姓。

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亿”，一亿进城人口的户籍问题，一亿棚户区的改造问题，一亿新增进城人口的城市化问题。这三亿需求，房子不太可能有剩余。七亿库存除以三亿人口，人均住房只有2平方米，怎么可能有过剩库存？关键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怎么解决？就要政府去做，全社会的钱重新做一下分配，由未来出生的孩子承担成本。

经济观察报：很多库存其实在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其实没有多少库存了。

姚洋：需要给一定的激励，如果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很便宜，可能大家就会买。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回去？如果有了激励，可能有些人愿意回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并不是就在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嘉兴距离上海很近，嘉兴有剩余库存，去嘉兴也挺好，我相信边际上会有人调整的。这就是经济学的用处，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不会离开一线城市，是的，绝大多数人不会离开，但是边际上的人会离开。

不指望一线城市的人都回去，二三线城市还有那么多城市化的工作要做，还有那么多棚户区要改造，包括北京，有潜力可挖。

政府应增加投资基础设施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历了几个周期，之前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一些改革或者外部激励，目前你觉得有哪些新的发展动力？

姚洋：中国人总提发展的新动力，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可笑。美国这么多年经济在波动，哪有新动力，这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本身就存在，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你说我们就停滞了，没有动力了，这是不太可能的，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如果非得让我说新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

经济观察报：是否需要一些改革释放红利才能发展呢？

姚洋：不一定。比如美国没什么可改的，照样还在发展，靠的就是技术进步的推动，每年有2%的经济增长，当然中间有波峰、波谷，平均围绕2%波动。美国是成熟经济，进入了稳态，完全靠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个赶超型国家，中国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

经济观察报：但是民间投资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姚洋：可以政府来投资，可以多投基础设施，不要再去投工厂。以前的政府投资，一开始是汽车，然后每个城市搞光伏，生产钢铁，过剩严重。现在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进入过剩的行业，但是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做ppp，和民间资本一起投资新经济部分。我不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发债的钱就应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民生，购买过剩的住房，这些领域不会扭曲经济结构，但是会刺激消费、刺激投资。

柔性干预市场，而不是直接干预

经济观察报：今年，万科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前你对政府在万科事件的不作为表示了赞许。现在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改革，你觉得政府在哪些方面的行为值得赞许？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姚洋：万科事件中，宝能、华润都没有明显违规，既然都是在法律框架内，我觉得政府就不应该干涉，等着诉讼到了再过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构造公民社会非常好的契机，大家都参与讨论，事件变得娱乐化挺好。

相信大众、相信媒体，最后理性、正直的声音会占上风，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这种事件给社会、市场更大的讨论空间，对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法律意识的建立、责任的建立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监管部门的克制、政府的克制，都值得赞赏。

经济观察报：往大的方面看，除了万科事件，政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市场决定？

姚洋：我觉得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政府如果急着去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比如刚才提到的民间投资，如果政府急着督导，银行硬塞钱给企业，又会出现当年四万亿的情况。当年，温州其实已经发生金融危机了，很多老板当时不想投资，但是银行说必须投，老板们不明白，政府让投就投，最后亏损了。

现在不能再干这种事，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社会也是一样，一说要搞社会建设，政府马上就去管，这不行。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是靠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像万科事件、雷洋事件。总体来说，我觉得政府应该相信社会、相信市场、相信法律。

当然不是说制定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比如在万科事件上，法律是有问题的，法律对创业团队的保护是极其不够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改变法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要三至五年，这个可以让学者先去讨论，讨论完之后，再看是不是修改法律，不能说有问题，一下子就把法律改了，那就乱了。

推行注册制改革扩容股市

经济观察报：之前股市的注册制改革炒得沸沸扬扬，近期好像销声匿迹了，你一直坚持认为注册制改革要继续推进，但是现在资本市场这么低迷，监管也跟不上，如果现在推进注册制改革，整个市场可能有大的波动，你对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姚洋：首先，注册制改革讨论了这么多年，本来决定要改革，说明大家对它的好处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为什么退缩？我实在不懂。说怕影响市场，现在市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怎么坏？再者，股市的涨落和实体经济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要引导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发新股，筹集资金，然后转移到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股市还是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的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很困难，也不可能看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监管有什么需要改进？

姚洋：我觉得监管没有太大的难度，现在都是电子化，很容易监管，一举一动都能知道，比如万科倒手多少次，哪些机构在倒手，完全可以很快知道。当然纪律要增强，st开头的公司必须下来，不能停在那里，如果企业多了，地方政府没法干预。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停牌的st公司，复牌好像很容易。

姚洋：是的，要手起刀落，推出更严格的机制，不能停牌又复牌。不仅仅是注册制改革，还有上海的科技创新板，我觉得类似的还要再增加，中小企业、创新企业需要有一个地方上市，筹集资金，这就是鼓励经济转型。我们总说经济要转型，要搞新经济，总得有些手段，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中国的启示更多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经济观察报：中国自身的发展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

姚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我觉得应该具备不辜负时代的思想，能够提出有理论意义的研究中国的课题，这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理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经验，如果不总结，那就是浪费。

同时，我觉得两种倾向不太好，一种是描述中国，但是不去想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通过描述中国来研究中国是有意义的，但是还不够，还要再提高一步。

另外一种，就是把中国作为猎奇的场所，在中国找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特别是有一些人还专挑西方，特别是美国感兴趣的东西，有些人甚至只找中国不好的地方，比如环境污染。这种研究方式，我觉得非常不可取，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研究，这种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应该是观察中国，然后研究中国，最后总结出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理论。

我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学习发展经济学，所以前十年基本上都在做农村研究，特别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村庄选举等方面的。后来我觉得经济学家再去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因为农业占整个经济的份额非常低，沿海城市只有5%，内陆地区10%，所以就行业本身来说，重要性在下降。同时，我也不认为中国会缺粮食，很多人担忧农民不种地怎么办，我认为不种地很好，我们国家最染污环境的行业其实就是农业，比如，现在东北都种水稻，每年可能流失黑土一厘米到半厘米，按照这个速度，几十年或一百年之后，黑土层就消失了。我觉得现在农村面临更多的是社会问题，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应该多研究，经济学家用武之地不多了。

后来我回到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慢慢我就转向研究一些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当然也和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开始反思中国的增长模式，这也促使我在2008年之后研究了很多宏观发展问题，我获得的浦山奖和孙冶方奖，基本上就是由这个过程产生的。另一方面，我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怎么管理经济，政府怎么支持经济增长，我觉得需要挖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经验，所以现在我的很大部分精力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然，仅仅研究中国不行，还要做跨国研究，通过国外的数据反观中国。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探索方面，中国还应该关注哪些视角？哪些方面有可能出现理论创新？

姚洋：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界要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什么？纯粹的经济学基本已经成型，而且已经传播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采纳了那些政策，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中国在储蓄、投资、制造业发展、工业化方面基本和那些奇迹经济体做得一样好。战后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只有七个，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七个经济体做对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5年做对了？

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体制。这种情况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长期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很高速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大多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没有做好，导致没办法采用好的经济政策。

200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学，我们只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为提炼的东西不能用在中国，就说明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做对了什么我们还没有说透，这里面还可以做很多工作。我自己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