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凯发首页入口home

背景介绍：2016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如何面对当前经济与管理的不确定性”报告会。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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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减速的原因

经济减速的确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为主。

第一个结构性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了。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也跟中国一样实行出口导向，增长非常快，但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增长速度就持续下降，从9.2%到3.5%。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日本七十年代中期的水平，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日本当年有些类似。我们现在搞双创，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指望双创能让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

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即去工业化过程。在2010年之前，工业就业所占比重增长非常快，在达到30%之后就平稳了，最近几年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是一直在上升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gdp的50%。由于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比较低，工业比较高，因此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经济减速。

任何经济都有周期。中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经历了两个大周期，四个小周期，小周期是七年时间。“七”是个非常奇妙的数字，婚姻里面也有七年之痒，股市每七年崩一次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有七年一周期。现在是从2012年开始的经济下行期。很多人不承认中国经济有周期，这使得很多问题就看不清楚了。比如现在民间投资的增速非常低，政府派督导组要求赶紧给中小企业放贷款。实际上，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中小企业不愿意投资不是因为他们没钱，他们手里有钱也不愿意投资，因为整个经济都在下行。如果对经济大势没有很好的判断，政策就会出错。

二、澄清几个判断

第一，关于经济效率。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都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效率在降低。我认为这样一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经济学家衡量效率的指标叫做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减去劳动力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额。这个残差高度的顺周期，当经济处于扩张期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高。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投资是一模一样的趋势。经济效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经济增速在下降。现在经济学家反过来说是因为效率在下降，所以经济减速。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

我建议用投入来衡量经济效率。这里说的投入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的改进。我国人力资本的改进非常快，平均教育水平每十年增加一年，而且年轻人的教育回报率比年纪大的人要高很多，因为年轻人接受的教育质量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研发投入很少。实际上，去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1%，每年大概增加0.1个百分点。目前的水平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但是已经接近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指标在2020年将达到2.5%，将大多数发达国家甩在后面。中国研发投入超过美国不是一个概率事件，而是一个确定事件。很多人说中国的研发投入有很多浪费。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研发投入照样有浪费。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做过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评委，一上午要发出去2亿美元的资金，怎么可能没有浪费。但是研发投入砸下去就管用。现在的科学发现基本上是靠钱堆出来的，没有钱就出不来成果。

中国的研发投入当中企业部门是主要组成部分。以前很多企业老板想把海外中国人请回来，付出高薪，但是希望赶紧有成果，最终很难实现。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华为的任正非就让研发人员随便做。我有个朋友在硅谷做芯片，接近40万美元的年薪。最近华为在硅谷设立实验室让他带头，他可以随便挑人，招的都是顶尖的人，工资比他还要高。你说华为怎么可能不成为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呢。

最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日本在2000年制定过一个规划，要在未来50年产生30个诺贝尔奖得主，现在已经有27个了。但是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中国相当于日本的八十年代之前，再过20年我们也会有成批量的诺贝尔奖获得主，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砸了足够多的钱。

第二，关于投资。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投资太多，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好。。根据梭罗的理论，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赶超阶段，一个是稳态阶段。在稳态阶段，就像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等于技术进步率，每年2%左右。在赶超阶段，影响收入的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还有人均资本的提高。在赶超阶段，资本的增加会带来收入的提高，所以应该投资。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即便是最发达的北京，也需要很多投资，别的地方就更需要了。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每天两美元之下（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潜力可挖。

很多人关心投资效率。每增加1块钱的gdp，所需要的投资在上升，说明投资效率的确在下降。但这首先是个自然的过程。以前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现在基本上停止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还有，但是招工非常困难。这种情况下投资回报肯定要下来。另外，还要考虑基础设施投资问题。这种投资的回报周期非常长，好多其实就是消费。在计算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时，不应该仅仅算经济账，还应该算社会账，比如修一条地铁给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很多经济学家没算这样的账，所以对于投资有误解。

第三，关于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改革。我支持供给侧改革，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问题，不能解决周期性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搞错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保增长是要解决真实的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的问题。根据王健的计算，2015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4%到5%，去年的增长率恐怕在4%以下。我自己判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6.5%到7.2%之间。因此，实际增长率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需要大力保增长。

三、高杠杆与金融结构及高储蓄有关

供给侧改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去杠杆。我们国家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很多人说中国政府负债太多了，其实这是不对的。企业的债务增长基本上是顺周期的，但是债务与gdp的比例是逆周期的。在经济扩张期的时候，gdp比债务跑得快，所以上述比例是下降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债务跑得比gdp快，这时候债务与gdp的比例反倒是增加的。

通常认为m2是总体债务。中国的m2上升得非常快。m2增加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跟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系，另一个是高储蓄。中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15%，但是储蓄达到全世界的40%。中国发行的是有基础的货币，不是凭空发行的，不是印钞票。美联储是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才是无中生有的印钞票。真正的美国精英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有军事实力，所以我们可以印钞票。

怎么降杠杆呢？要把存量杠杆降下来几乎不可能。降低增量杠杆是可能的，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全面的降低货币发行速度属于自杀。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一定速度的货币增长，否则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更大。真正的降杠杆就是消除坏账，防止坏账增长。

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债券，由子孙后代偿还。我们的下一代，就像我儿子这一代已经生活很好了，凭什么他们就可以什么也不干、享受美好的生活，我们这代人就要做出牺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代际公平问题。政府发债的用途主要是置换地方债。7月11号我在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时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政府通过发债补贴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推进城市化。在县城要买套房子，而且还要买车，这是现在农村结婚的标配。如果能给农村居民每平米补贴1000元，他们肯定会去城里买房。这样的话，不仅去了库存而且降了杠杆，因为房地产开发商解套了。

四、通过债转股一箭三雕

国企混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目标，但混改最大的阻力是负债。今年6月末全国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是126万亿，负债总额83.5万亿，平均负债率66.3%，超过了民营企业15个百分点。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负债率开始上升,利润率则开始下降。

沈阳机床厂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跟我一起参加总理座谈会的有沈阳机床厂的董事长，后来我们专门过去做调研。他们有世界一流的i5数控系统和智能机床技术，但去年年底负债率达到90%，仅利息支出每年就要超过10亿元，我估计企业盈利不足以支付利息。

我在总理座谈会上建议债转股，搞国企混改。对此总理非常感兴趣，他当时就跟马凯说，这个事我们要好好研究。我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但是几天前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揭开了新一轮的债转股大幕。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用债转股的形式来搞国企的混改，并且是东北先行。这个报告也被总理批准给了相关部门。我们提出来要像九十年代，先试一试，有成效了再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债转股的收益很明显，能够推动国企改革、盘活国企资产，快速的实现去杠杆，并且还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机会，这是一箭三雕的举措。有人说这等于又给国企放了一次假，原谅了他们的错误。我的回答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开一些，国企的资产是全民的。比如沈阳机床厂本来可以跟西门子竞争，如果因为财务问题打不过西门子，那该多可惜。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既有结构性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有周期性原因。我们不能以治理结构的这些办法来解决周期的问题。政府应该在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而不是非此即彼。中国的高杠杆和金融结构以及高储蓄有关系。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既推进改革又能够做到“三去一降一补”，两全其美。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