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对nicholas lardy“民进国退”论的三点质疑 -凯发首页入口home

题记：2014年9月18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们做了题为“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的讲座。nicholas r. lardy认为“国进民退”没有有力的证据，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民进国退”，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现场做了点评。他表示：同意lardy研究员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论，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兴起；通过进一步在上游领域破除垄断，发展现代商务服务业，中国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价格改革的转折点是1985年，在此之前政府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来让价格更合理，在此之后则放开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的转折点是1992年，在此之前政府试图通过引入自主经营、奖金、利润分享等机制来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但是，他对lardy研究员的其它结论有所保留。

以下为其发言概要：

首先，国际比较时所用的数据不一定可比。比如什么是政府雇员？据我所知，法国的政府雇员就包括了国企雇员。中国的数据是否也包括了？此外，中国还有很多事业单位，比如大学。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国有的，大学雇员算不上政府雇员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雇员有不同的类别，既有正式工，也有临时工，后者是否也纳入统计了？以我家乡为例，大街上10个警察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正式工。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0%。在农村地区，政府权力很大，但政府雇员不多。与政府雇员数据类似的问题是政府收入。公共福利系统的大小对于政府收入所占gdp比重影响很大。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包括公共福利系统的收入。这些问题对于衡量政府的地位和影响都很重要。

其次，政府的主导性和行业垄断程度不一定得到了准确衡量。政府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很多方面体现，中国国家元首的权力要比美国奥巴马总统大很多。关于行业垄断程度，企业数量和集中度并不是好的指标，最重要的是行业准入是否自由。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行业集中度也是低于西方国家的。

最后，在胡温时期，整个中国实际上出现的是“国进民退”。一个标志是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大学生并不太想去政府工作，但在胡温时期，公务员考试变得炙手可热。在胡温时期，市场准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变得更难了，产业政策也更多了，很多事情包括价格调整都需要政府批准。浙江、广东等地原来是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主导，在胡温时期转向吸引国企投资。（王庆涛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