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追求自由意志和沉思的生活 -凯发首页入口home

原文刊于《北大人》

【学者名片】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2006年至2010年），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张维迎老师是闻名遐迩的人物，他的事迹和思想不仅为学界、业界人士所熟悉，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公众所了解。不过，这里的熟悉和了解需要打上一个引号，——过去的30年，他不仅赢得了诸多的荣誉和赞扬，也遭到了许多批评甚至是攻击，可谓毁誉参半。他曾经担任过北大的行政领导，轰轰烈烈，又重新复归于一介学者之身，寂然安然。
不过，这一切都不妨碍他的继续前行。
在朗润园见到张维迎老师，他刚刚结束了一场两个小时的演讲，还带着讲课时兴奋的余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上课是他情绪最好的时候，——于是我们在交谈中时不时会听见他爽朗的笑声。采访过程中下起了大雨，哗哗的雨声过滤了窗外的喧嚣，天地宁静。

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由

问：2012年后您卸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是否有一种“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可否给我们讲讲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答：当然有了。原来搞行政工作，很事务性。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很多自由的支配权，今天要见这个人，明天要见那个人，今天要出席这个活动，明天要出席那个活动，少有时间做我个人感兴趣的、适合自己的事情。

我在卸任了行政职务之后，有两年的学术休假。那两年我去了好多过去我不可能去的地方。比如南极、北极、南太平洋，挺好玩的。对我自己来讲，我最大的乐趣是读书，我想做的就是读书、研究、教书，也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另外我在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问题，我对经济学本身有些反思，所以这几年收获还是蛮大的。

问：您是一个喜欢探险的人吗？

答：我喜欢在学术上探险，并不喜欢自然的探险。（去南北极）听起来蛮（危险），其实不是探险，很安全（笑）。在离开人们热闹的都市之后，到那些地方会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忙碌当中是不会去思考的。比如去北极，发现人类真的非常神奇，我们在一万多年前，就选择了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对于那些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今天却可以去看它，去体验它。

问：喜欢现在的生活还是以前忙碌的生活？

答：我当然喜欢自由的生活。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由。有自由的心，也得有自由的身。有时候有些人有自由的心但没有自由的身，有些人有自由的身但不一定有自由的心。两者都有非常难得，我觉得很享受。

问：那这种自由的状态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不安的感觉？

答：不会。自由不是无所事事，自由是指自由意志可以发挥作用。你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不受束缚，随心所欲不逾矩。尤其对于学者，（自由）是最重要的。坦率地讲一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内心有一种力量和追求，这种自由对你来说就是财富。如果你内心没有追求，那自由对你来说，就会很无聊。亚里士多德讲，人有三种生活：享受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我讲的自由就是过一种沉思的生活。追求政治的生活，即荣誉、地位、权力，或者享受的生活中的金钱，反倒是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我们一般人理解的自由，就可能像康德批评的那样，只是选择手段的自由。其实更重要的是选择目标的自由：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很多人认为自由就是手段的自由，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比如要满足吃的欲望，可能有好多种选择，如甜点、佳肴，那个时候的自由只是欲望的奴隶，是它在支配着你。所以真正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是选择目标的自由。

经验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

问：回顾您的经历，似乎有两条线在同时进行并且交织缠绕，一条线是您的求学治学之路，一条线是您积极参与中国改革之路（包括经济和教育双方面）。您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双线进行的道路呢？这两条线您更看重哪一条？

答：人的生活不能够完全进行设计，我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人。我觉得对自由有特别的偏好的人，比较适合做学术性的工作，这是一种沉思的生活。当阴差阳错地被支派去做其他事情，那我就要追求卓越，在能力和权力范围内，我希望按照我的意志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对于改革和以往的工作，我有责任把它们做好。这也是我的一种理念，你之所以在这个岗位上，是让你在这个岗位上做事。而做事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不是简单地听命于别人。那也不是我的性格。有段时间我就是这两条线都在进行。但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因为你同时追几只兔子，最后一只都追不到。如果有目标，比较单一的话，人的心理比较单纯。

问：这两条线会互相影响吗？

答：做学问，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生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经历对好多学问也有很多帮助。实际上，（这种帮助）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你今天做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那个事情。当然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分清好坏，因为某一个工作当中的问题，可能启发你一个很好的想法。我在2000年发表的《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搞行政以后得到的感悟。我现在谈到理念、领导力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是我在行政工作中得到的感悟。所以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矛盾，如果我继续担任行政工作的话，就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深入地思考问题。

问：怎么评价担任行政职务的经历？

答：过去的东西都是一种财富，过去的痛苦，在未来都是财富。这就是人生。你今天觉得最艰难的事，几十年之后就会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要活在当下，当下面对的事情就沉浸于它，做好它。

问：您做过很多事情，比如治学，参与创办ccer，将光华推上国际化之路，比如十年前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80年代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等等，您本人最看重的事情有哪些呢？哪些是您觉得做得比较成功的？又有哪些遗憾？

答：我最自豪的东西，当然是我学术方面的成果、我的所思所想，以及它们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我觉得当时一块参与创办ccer、在光华的工作也是有价值的。但遗憾的事情也有很多，如果现在做的话不会完全（像当时）那么做。实际上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人本身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人本身是无知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过一遍，再重新去做。经验使你变得成熟，但也使你失去锐气。比如，开始在光华的时候我觉得锐气很大，慢慢地锐气就不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得到。经验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当你在某一方面已经炉火纯青时，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创新，不敢提出新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很奇怪，很多时候某些人因为知道得少，所以胆子比较大，（敢做）这样社会才能进步；知道得多了，经验多了，反而畏手畏脚，左思右想，这时可能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出现。

问：一定要具备一些异于常人的东西才能创新吗？

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创新的基因。人类有很多好奇心，都希望与众不同，但又害怕冒险。要创新，就要让人们愿意冒险，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这些非常重要。

无论是学术上、政治上、商业上的创新，不同的人都是有区别的。一个人被交予一项权力时他就产生一种责任心，被责任心所驱动就会做事。每个人都是这样，当然有些人（责任心）大，有的人（责任心）小。对于我个人来讲，做任何事情，我不喜欢循规蹈矩、不喜欢重复别人，如果我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我就不愿意做它。

学术研究必须自由

问：您在西北大学毕业后在体改委工作，应该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这时为什么想到要出国留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适合走一条做经济学家的道路？

答：研究生毕业时，我认为自己比较适合搞学术。第一，我这个人逻辑性比较强。第二，我不爱重复别人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也不希望受到很多其他东西的束缚，比如在政府的话就是地位（束缚）。我当时在体改委的研究所，相对比较自由，如果完全是行政化机构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在体改委的时候（也被人说），我们经常在晚上看书，睡得很晚，早上就会起得很晚。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些年轻人不像话，人家都上班，他们还在睡觉。我不愿受这种委屈，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过学者型的生活，不适合行政性当官的生活。

我认为搞学问的话要接受良好的、系统的、科班的训练。我当时也有接受训练，但我需要出国深造。仅仅靠在国内受过的教育不足以实现我自己的追求。不过，很多事情也不是人能控制的。1983年，我写了《为钱正名》这篇文章，当时受到很多批评。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的话，我可能不会来北京，说不定会留校，在西北大学当老师。发了这篇文章以后，老师、领导认为我犯了错误——现在想来可以理解——老是来对我进行教育和批评，就很难受。当时感觉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另外，这也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很多人知道我、认可我，然后我有机会来到北京。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偶然当中也有必然性。我认为你的性格所决定你的东西，长远来看它会表现出来，这就是你的路径，但就某件具体事情的话，真的偶然性太大。

问：当时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怎么酝酿出来的？

答：1983年底写硕士论文，我想定一个现实性比较强的（题目），就定了改革。鉴于我受的教育，对西方经济学，尤其市场理论都比较熟，那我就研究价格的改革。并且我发现当时的价格改革思路都有问题，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受理念的束缚，（认为）社会主义价格必须由政府制定，而且政府有能力制定这个价格。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政府在制定价格的时候没有运用科学的方式、没有尊重价值规律。如此只要政府来尊重价值规律，用这个合理思路来调整价格就可以了。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政府怎么能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政府要了解供求，怎么能收到那么多信息？这不可能。所以要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那么就需要放开价格，不是政府管着，只要政府管着就不可能合理。所以改革的思路就很自然了。

问：为什么是双轨制的思路？

答：双轨制实际上是指不能一步放开，因为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价格连着福利、连着税收，连着财政，还有人的适应行为，放开了企业都不适应。双轨就是一步一步地放，先把计划外的放开。原来的计划有个基数，我先把基数固定下来。比如一千万是个基数，增长超过一千万的就不管了，就是市场的了。然后逐步地把计划内再调整，逐步放开，就变成单轨了。所以双轨是一种过渡方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走向市场体制。

问：那时候您还是研究生，这样的思路是从本身的理论积累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吗？

答：理论基础很重要，首先要对市场理论很熟悉。同时，你脑子里不能有那么多束缚，有束缚就不可能提出这个思路。那时候很多人说价格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如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就很难有创新。好在我当时并不这样考虑问题，我所有考虑问题都是在逻辑上考虑，它是对还是不对，而不是附和主流的意识形态。不附和主流的意识形态，这是我现在仍然坚持的学术观点，研究不能受意识形态的束缚。

学术研究必须自由，每个研究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必须有他的自由意志。不同的观点只有通过相互争论，来明辨是非；而不是规定哪些政治正确、哪些政治不正确就不能讨论。很多新思想，一定是极少数人开始意识到提出来的。现在大部分思考是依据流行的观点来讨论。因为我们忙于吃喝拉撒，我们忙于生活，我们没有办法来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深层次思考的一定是少数人。所以一定要给予这些少数人自由，他们的自由关系到多数人未来的福祉。你不让少数人思考，就永远没有新的思想，社会就不会进步；社会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循环，甚至还可能倒退。这个社会要有活力、有创造性，必须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从历史上看，哪个朝代有自由，那这个朝代不仅学术繁荣，而且社会整体都生机勃勃。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就创造了那样灿烂的中华文化。

问：您后来比较反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名词在中国的用法，您也一直说要“埋葬凯恩斯主义”，您学术上的这种观点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是读博士期间，还是回国以后？

答：我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西方经济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意思是说西方的是外来的，那我们就不能去（运用）。我自己本身受的教育是完全的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尽管开始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但后来受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我对经济危机的好多看法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教育改革的好多问题也是。但我越来越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比如我长期以来谈论的企业家精神，这在主流经济学里面就是没有位置的。我现在发现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在反思它。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理论去替代它，但我认为反思很重要。科学到一定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个范式的转变，因此我们要大胆地提出问题。

问：您期待过自己获得某种经济学方面的崇高荣誉吗？

答：没有。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做学问是过程本身的快乐，你指出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大家都接受它。我相信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都是自得其乐，没有人是以追求获某一个奖作为目标。做学问本身是一种沉思的生活，是自得其乐的。它最大的快乐不是来自于结果，而是来自于过程本身。你跟不同的人交流，你有一个问题跟别人弄明白，那你就很快乐。
你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同别人交流之后，别人觉得有道理，那就会觉得挺得意的。很多时候别人觉得我没道理，那我就跟他争，如果在逻辑上更能够自圆其说，就觉得比他有道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或承认自己没道理。

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

问：很多人认为您说话很直很犀利，甚至有人用“反叛者”这样的词来评价您。您认同这些说法吗？

答：我并没有想当一个反叛者，我希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不会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如果你坚持科学的精神，它是逻辑自洽的话，这种犀利（是可以理解的）。我在表达一种观点时，并不去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我该不该说这个话，我只是就这个事本身（说话），所以横冲直撞，不停地碰到别人，就被说犀利。诺贝尔奖得主菲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dmund s phelps）教授，他在给我送书的时候就给我送了一句话：the most trenchant of all ofus（us指的是那些经济学家），翻译一下就是类似最犀利的意思。因为我说话比较单刀直入，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怎么认为就怎么说。如果你有其他顾虑，那你就不愿这么讲，久而久之，你的话就说得很圆，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

问：您觉得这种性格是天生的吗？您的兄弟姐妹和您性格接近吗？

答：人的性格很多是天生的，你必须承认很多先天的特征，不同的人还是不一样。可能我们陕西人都这样，比较倔一点。
他们（兄弟姐妹）不做这个事情也不好讲。我在其他方面也并不这样，只是在我认准的学问上，我心中很有主见的东西，我认为是对的东西。有些我完全听别人的，有些方面我不愿意自己有什么主见，比如出去旅游，爱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懒得提意见。但我自己擅长的东西，我是丝毫不让的。

问：您在乎别人对您的评价吗？

答：没有人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因为人的评价很复杂，无论何时，不可能所有人都说你好。你首先问问自己，你对得起自己吗？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就必须坦诚。但你得认识到这个社会很复杂，好多人的认识都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搞理论的话，一个观点如果一开始就有很多人认同，那肯定不是新观点。所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一定只有少数人去思考它，去提倡它，普通大众不会这么快去接受它，而是逐步地才接受这种思想。所以做学问就得做好这个准备。如果你自己有这种准备的话，就能够经受住这种批评。自己没有理念，就很在乎别人的评价；自己有理念，对自己有信心，别人的评价就不重要。

问：外界的舆论对您造成过消极的影响吗？

答：我想总的还好。但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误解会使你烦恼。不过，我不去看那些（负面的舆论），因为眼不见心不烦嘛。任何人天天看那些批评的话，心里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问：那您心中有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对的呢？

答：所有的东西，必须能够从逻辑上推出来。不符合逻辑的东西我不会相信。

说假话是最严重的不道德

问：这几年您提到语言腐败的问题，最初是2012年您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文章（《语言腐败在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语言腐败风很厉害，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去仔细地考虑它的产生机制以及危害的程度。您当时怎么会分配注意力去关注这个事情？

答：在中国好多道理没法讲，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左派，常常在语言上占据道德制高点，说假话都跟这些有关。后来我看到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他说为什么好多道理，人们难以接受？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这样的话，一些相反的、批评的意见就很难被人接受。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是完全不一样的。《1984》里语言的滥用很荒唐。另外它也有科学的多元主义。

语言腐败故意混淆是非。人们的交流借助于语言，这是人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如果没有语言，人是不可能有理性思考的。而语言本身，就有特定的含义；现在的语言腐败，人们的乱用，（导致）这种科学的含义都没有了。用奥威尔的话说就是，defend something indefensible，为本来不可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

问：在那篇文章中您列举了几个时期的语言腐败，如文革、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等，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例子？

答：语言腐败在什么时候最严重？在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某种思想的垄断时，语言腐败就会出现。因为思想垄断之后，人们为了规避政治的风险，就只能偷换概念。如果我们真正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垄断的话，语言腐败也不是说没有——人有好多其他的约束——而是要少得多，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只需要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则。

问：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先贤，提到过“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的观点，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答：这个要在一定的语境下去看待。当“主义”本身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政治的手段时，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主义”这个东西，从词根上来看，作为一种观念理论的话非常重要。对于好多问题的理解，依赖于理论，这个人类也逃避不了。如果说不谈“主义”，不谈“主义”本身背后还有一种主义，没有办法逃避它。

问：您感觉提出这个概念（语言腐败）之后，在国内理解的人多吗？

答：我想好多人，包括一些干部（还是有理解的）。我记得山西省有个副省长，已经退下来了，当时他自己复印了几份送人。我们国家的语言腐败到这一步，每个人的灵魂和说的话分开了，每个人都有挣扎。尽管有的人谎话连篇也不脸红，但他也有一种挣扎，所以这篇文章就会引起一些反响，特别是语言腐败在道德上的问题很明显。很多中国人对于说假话没有任何歉疚感，认为说假话没有关系。但我认为说假话是最严重的不道德。托马斯•潘恩曾经讲，如果一个人极力宣传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已经做好了干坏事的准备。西方人对于说假话（看得很重），比如在法庭上，你作为证人，假设对方的辩护律师能够证明你在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你的证言就没用了。我们这个国家，说假话，大家没什么道德歉疚感，习以为常。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东西？因为它给人道德方面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

用成功者的角度看过去是扭曲的

问：您来自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成长的过程是比较艰苦的，后来您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您认为在一个人的成才之路上，艰难、困苦和曲折的考验是必须的吗？

答：我刚才讲到，很多痛苦它过去了就是财富，但是如果过不去呢？现在很多知青，他们写小说，把知青的生活描写得很美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成功的。但是还有两千万人的生活很悲惨，这些人不会写。用成功者的角度来看过去完全是扭曲的。作为个体来讲，某一种经历对他有所帮助。但我想人还是少一点这些方面（的经历），这种经历会使人失去希望。我们不能用成功的视角看过去。上山下乡，练就人生，但是很多人的生命都丧失了。同样十个人去插队其中有一个人是成功的，那过去的故事就是美好的怀念，但另外九个人呢？生活得很悲惨。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听从内心的呼唤，有追求是很重要的。人的生活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是内心的一种渴望。任何情况下，心中都有一种带来快乐的东西的话，对于克服这些困难是有帮助的。要有一辈子的精神支柱，不过话也说回来，什么叫幸福？幸福不一定是和物质有关的，不一定是要钱要房子。但人必然容易看到表面的东西，这是人类的缺陷；看到别人房子比我大，心里不舒服，吃得比我好心里不舒服，钱比我多心里不舒服。但是真的，人活着需要另外一番东西。

问：您觉得您幸福吗？

答：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我在做自己认为我喜欢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问：目前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在我们那个时代，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还比较小，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相比，还是先天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的环境、教育条件要好得多了，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给农村孩子创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我认为非常重要。当然我也看到，在我们那儿农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有条件的都往城里送。我觉得眼下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考试成绩的话，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天赋要高。因为他是完全靠自己，他是没有外部的（帮助），比如同样一个考试找了辅导老师，和没找辅导老师获得一样的成绩。农村孩子一开始在场面上的事不适应，城市孩子机会多，不怯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到底谁有真货呢？不一定。

推动教育平权问题非常重要，希望中国未来能慢慢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可以的，可以释放民间教育的活力。我知道很多私立学校正在这样做，招收农村学生，给他们很高的奖学金，包括光华也在这样。教育本身也是再分配。对于贫困家庭和孩子给他们补贴，那谁出这个钱？私立学校学费收得很高，开设一些奖学金，招一些优秀的学生，吃住都免费。当然你说他有一些另外的动机，比如招一些状元，这个也没办法。但是它至少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市场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方式。基础的教育政府也得出钱。但是在政府没法出现的时候，市场、社会本身还是有一些补救的方式。现在有钱人办教育他是愿意的，关键是得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像古代、近代也是一样，孔子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开办的；近代辛亥革命前后办了多少学校，大都是有责任心的富人乡绅办的，私立非牟利的，那个时候中国教育民间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是大有好处的。

问：您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讲到家里的生活很艰难，从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很不容易，你十三岁的时候为生计所迫还去做过苦工。您觉得在您内心深处，有哪些因素让您不断地去往前走，去追求某些东西？

答：其实这个很难讲，像我的话，当学生就要当个好学生，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要考高分、老师喜欢、同学们觉得很了不起。当真正有思想之后，你自己才更充满信心，对外界评价的在意度就会降低。如果你的内在不充实、不踏实的话，就会特别在乎外在。有一种说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你有十分，别人说十一分就会难受，人家说九分八分都可以。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所谓的“浮夸”，他只有五分，别人说十分，他就很得意，其实他内心很空虚。老是希望求得别人的表扬，这就是内心空虚，如果内心不空虚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嘴上说的话。对你的尊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对你的表扬和奉承，那些东西太廉价了。你当个官就有人老表扬你，其实他内心老在骂你，那没什么意思。你需要别人内心真正地敬重你，即使他一句话都不说。

问：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非常爱您的母亲，您觉得她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您怎么看待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关系？对您来说，两者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答：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一定）。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但有的人成功也是因为他家庭关系不好，他整天没事干，待在办公室。

一个人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你的母亲，她对你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影响不在于你的知识，而在于你的行为方式。你做事情之后，她表扬你还是批评你，都会影响你未来做什么。人在小时候，性格偏好都没有形成，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很大程度上跟父母相关。有些家庭出来的孩子，心理就比较健康，有些家庭就不是那么健康。父母对金钱的重视程度，就会影响到孩子。结婚之后也是一样，如果配偶偏爱物质，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想法）。我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样，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压力，要我出去赚钱、为我的兄弟姐妹谋福利。在一般的农村，他们很在乎你在哪个地方当个小官，然后可以帮忙（家庭）。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这方面要求。我结婚以后太太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生活也还可以，也不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

问：您谈到自己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母亲给您的宠爱多于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同时，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常常言传身教。您认为这两个因素中哪个更能成其为最伟大的母亲？

答：我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的事业就是孩子。她娇惯自己的孩子，但很小的时候她讲的故事，都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好人。在知识层面上他们没办法帮忙，因为他们自己不识字。对于孩子读书，她会要求你其他事情都不要管，让你专心去读书，不是像其他农村孩子还要干活。我的父母和村里的其他家长不太一样，他们不太要求我给家里带来什么物质的东西，他们只要别人说我好就行。所以当时在家的时候，好多事情我不帮家里做，帮别人做。坦率讲很多农村的父母做不到这一点，会给孩子好多的压力。虽然不识字，但他们（父母）是真的有智慧的人。

每天都从零开始

问：您的陕北民歌唱得很好，自己偶尔也会写信天游。您是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吗？在您的精神世界里，文学艺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我谈不上什么爱好。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小时候没什么书可读，书也很少，就是连环画之类的。所以我在文学艺术上并没有什么修养，虽然后来我也看一些东西，但都是补课，谈不上什么。也有遗憾，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文学艺术，还是（为了）提升人的心灵，追求真善美，所以创造各种形式来满足这种追求。搞文学艺术，本身要对真善美有追求才能去做，而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修养。

问：您有什么推荐的书籍？有哪些敬佩的思想家？

答：大部分的书没法推荐给别人，我不想误导大家。我不愿意写书评，就是害怕误导读者，又害怕误解作者。我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把所有这些问题讲清楚，我读书更在意的是我能吸收些什么。我并不去评价整体的书怎么样，我更在意是他有四、五个观点，其中两个观点对我有启发，就可以了。而我不会去写一篇书评去评价整本书。另外我有一个特点，（读书）数量不是那么大，但收获比较大。有人曾经对我说，别人需要读二十本书，而你读五本就可以了。

我也不是一个中学老师，我特别害怕给别人推荐书。我看的都是对我自己收获很大的，那怎么能保证对别人也收获很大呢？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多读书，只有多读书才会内心充实，不会空虚。人一旦内心空虚，就会容易受外在的刺激，更加走向动物性这方面；人内心充实，就会更走向神性的这方面，对物质的、外在的东西看得更淡。中国人读书太少还与书本身有关，这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书本身就会消灭人们读书的兴趣。
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是很敬佩的），另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很多问题讲得非常清楚。

问：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后在事业和生活双方面有哪些打算呢？

答：没有特别具体的打算，就像现在这样，追求沉思的生活，继续做自己。我每天都清零。我的观念上，过去的事从零开始；我没什么成就，每天都是从零开始，我会有意识的来提醒自己。尤其对刚才讲的奉承的人。如果谁奉承我的话，我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会有什么来往。当然我也不喜欢骂我的人。我不喜欢甜言蜜语的人，时间久了就怀疑他背后有动机。我喜欢坦诚的人。人需要敬重，而不是吹捧和奉承，这个我觉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