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讲座】（马歇尔讲座）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凯发首页入口home

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的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讲座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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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马歇尔讲座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来这里讲演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我1984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卢卡斯也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他用了一个学期时间，一方面读文献，另一方面和我们讨论准备些什么，同时听我们对他思维方式、建模方式的意见。后来他的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也是他得诺贝尔奖时被认为的主要贡献之一。我2005年获得“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做得还不太多。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去做“马歇尔讲座”，我想是因为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引起了重视。
   
一、探寻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
   
    学界普遍同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经济阶段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水平没有明显增加，一般人生活在贫穷与饥饿的边缘。很多研究成果认为，在农业经济阶段，中国比西欧收入水平要高，印度也如此。但18世纪中叶后，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西方有了起飞，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和西方有了很大差距，在学术上称为“great divergence”。在这样的大分叉和转折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一次大战后，所有受压迫的落后地区民族都在争取独立。这个努力在二战后终于取得成果。这些国家独立后，在其领导人努力下推动现代化，经过努力，收入水平有所改善，但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差距从原来不超过50%，到20世纪末变为20倍甚至30倍。在这个差距下，大部分国家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失败了，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就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上经济危机不断，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场改革和转型，其中，中国和越南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
   
    所以，在这次讲演中我想分析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失败了；二、为什么中国和越南在转型后其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也非常快速地发展，而其他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和改革后其经济经历了滑坡、崩溃、停滞，然后再缓慢增长。
   
二、国穷国富根源何在
   
    怎样让一个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这样的探讨。从学界的文献看，最早找到的原因，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人均资本高，后来又讲是因为人力资本多，以及技术水平高。从回归分析来看，以上三项确实会使人均收入高。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分析只看到了表面。因为资本是靠积累的，技术是要发明采用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增加资本的积累，不采取更好的技术呢？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努力寻找所谓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更根本原因。归结起来有5个流行的假说。第一个假说，认为有些国家比较幸运，也就是说有多重均衡点。两个完全相似的国家，由于有很小的冲击或差异，有的国家处在好的均衡点，有的则处在坏的均衡点，国富国穷完全是由于运气。第二个假说是地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温带，热带的人均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热带容易产生疾病，人的生命预期短，就不愿意积累人力资本，所以经济就没法发展；或者说，热带的矿产资源比较多，大家认为生活非常容易，所以就比较懒惰，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三个假说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中有些因素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特别容易，有些文化强调信用，就会让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些文化使其政府的效率较高，也就比较容易发展。第四个假说认为，外向型的国家容易与国际经济融合，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方式，经济容易发展。最后一个假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是该国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国的激励结构。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较快。
   
    在我看来，制度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激励结构，关键是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制度由什么决定？目前西方主流的看法认为，制度的内生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冲突，一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比较，决定了该国制度的好坏。最早提出“利益集团”概念的是m·奥尔森，他认为，一国或地区如果长期稳定，以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的集团就会形成，那么这个经济就会不是创造更多财富、而是以财富分配为主要目的。最近非常有影响的是d.acemogl u,j.robi nson,s.johnson等人的研究，他们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为什么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发展很快，中南美洲普遍发展不好？他们提出，这与南美的殖民地状况有关。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研究制度决定因素的最重要理论。这些理论在说明东亚经济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们各自的历史保持了稳定性，原来的利益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不是决定一国好与坏的最根本原因？我想用凯恩斯《通论》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整本书的结论来回答：“快还是慢，真正对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社会思潮会形成一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一旦这些制度运行不好，就会埋下新的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社会思潮产生。
   
    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经济利益的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对一国领导人来讲，经济利益实际上很次要。如何稳定执政，在历史上有地位，使国家富强繁荣，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才能完成。其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政治领导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可能是最佳选择。按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
   
    我个人的假说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然后进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决定一国发展的是技术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国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没搞清楚，只看到一些表象。由于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没有效率，就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当一些国家开始转型后，同样的问题产生了，他们对转型问题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根源。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多是认识的问题、思潮的问题。
   
    二战后，这些国家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差距大，是因为他们的工业比发达国家差。其实这是表层原因。这些思潮都认为，一国要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就要发展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产业。而这种思潮得到一些历史经验的支持。比如德国和法国本来比英国落后，他们也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发展重工业，才赶超上来。苏联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失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发展起重工业，原因是市场失败，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所以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都教那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市场失败，发展重工业。对市场失败的这些认识，其实是错误的。
   
    那些发展比较好的经济，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起步，在积累了资金、人力和资本后，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由于这样的产业发展按部就班，符合比较优势，所以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市场也就能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国家必须建立起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建立起市场制度，让各种价格信号发生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就会非常快。产业升级牵涉到很多企业之前很难内部化的问题，比如要升级到什么产业，在产业升级时各种金融安排教育安排如何配合。再者，产业升级有风险，无论成功失败，都会给其他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政府，可以用产业政策来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按照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赶超的产业政策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在于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企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后，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竞争。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出现了“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
   
    这些成败，都同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利用了比较优势有关。利用比较优势，就会有后发优势，技术变迁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从目标上来看是对的，但认识上是错误的。这样形成的制度安排只会压低积极性，资源配置没有效率，寻租行为非常普遍。
   
三、“休克疗法”为什么失败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最终却失败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从发展战略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但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却是无法生存的。
   
    由此可见，“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实行“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其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了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在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要高于在国有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它们的厂长、经理会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实行私有化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的数额不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实行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1993年和1994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曾经超过10000%。这正是当时的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比，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一二年才开始私有化。
   
四、渐进式助推中国越南转型成功
   
    中国、越南的转型比较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3）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互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在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下面我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的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来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和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这样，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这些国家都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比，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可见，中国、越南和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五、贫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就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国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国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该国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国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起飞。当然，政治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的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成分，也有必然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