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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粤港澳大湾区要向长三角学习协调机制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3月23-25日,第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对城市群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化解贸易争端等问题发表观点。

《中国经济周刊》:本次论坛主题为“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而您主持的分组会题目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城市群”,您如何解读相关表述变化背后理念的变迁。

姚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实际是我们国家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变化。

一开始,我们先提城市化,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当时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都是大城市化,带来的大城市病是很可怕的。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化道路,其后我们就把城市化改成了城镇化。我们一直在用“城镇化”这个词,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忌惮大城市病而造成的。

当城镇化发展了三十多年,最后发现,其实最终人口是在向几个区域集中,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还有汉中平原、四川盆地等等。那么我们的城镇化就开始采取区域化、区域性的城市群战略。

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如此,人口都是大集中、小分散。所谓大集中,就是人口向主要的城市区域集中,在这个区域里头,它又会形成城市的层级,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当然中国还有超大型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它的城市层级网络都已经非常全面。

其实我是学地理学出身的,地理学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说,城市化一定是区域性的城市化,但是当时没有产生大影响。所以当今天提出城市群,认为今后的城市化就是区域化发展,对于地理学界来说,显然是一个成就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您学地理出身,在地理学上有胡焕庸线的概念,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到城市群,提到更多的还是东部、沿海城市群,对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似乎还是缺少关注和投入?

姚洋: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群也是有的,不能说没有,比如西安西咸、成都平原等等。但是,必定那里不太可能有很多的人口。人口肯定是孔雀东南飞,这是不可阻止的,你看东北人飞得更远,飞到海南、飞到广西。这种方向的人口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经济周刊》:过去,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能均等开发,但今天,我们已经能接受人口集中在少数区域了。从您的观察,这种思路已经调整过来了吗?

姚洋: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口肯定要集中在少数区域里。而且,国家规划的中心城市,在我看来,目前对中心城市的选择和规划基本上符合我们地理学界的直觉。未来围绕这些中心城市再去发展一些中小城市,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今后我想可能会走向城市联合、协调发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西安咸阳连起来,成都和重庆、成都平原,围绕郑州的“十字”,武汉长沙,还有零星的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将来看人口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些区域里。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出来了,您认为,大湾区对比长三角、京津冀,或其他的城市群,它的发展的独特点在哪里,或者说,它的创新点在哪里?

姚洋:它最突出的,是要采用香港的法律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以前,这里只是发展市场经济,现在她要把整套的商业规则、连带的法律规则也引进来,这个是它最特殊的地方。至少在前海那一块,是准备这样去引进。

《中国经济周刊》:大湾区要落地、要发展好,难点或关键点在哪里?

姚洋:对于整个大湾区,我觉得协调很重要。

三个巨型城市该怎么去协调?功能怎么区分?弄不好就互相打架。实际上,现在香港和深圳就在“打架”。香港的吞吐量下来了,深圳的在往上走。虽然港珠澳大桥修通之后,按理说对香港是有利的,但现在看来,因为香港没有腹地,而深圳那么大的腹地摆在那里,这种优势就是巨大的。那么香港今后走哪条路、深圳走哪条路?比如说香港是不是以后就做金融?但是深圳又不干,深圳也想做金融,深圳的金融现在也发展起来了。这些都需要协调。在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办的。她不像长三角,长三角分工很明确,上海一枝独秀,什么都有,其它城市也都有分工,杭州发展高科技,其他地方做制造业。而珠三角的三大城市怎么协调,这还是需要国家层面给出一个方案。

关键就在于要有落实、协调机制,一定要像长三角一样有一个机制。比如说三大城市的市长定期会议这样的协调机制。要有长三角这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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