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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把握机遇推进改革 审慎评估应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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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谈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纳入
sdr货币篮子的预期向好
记者：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做准备加入sdr货币篮子工作。您能否简单谈一下，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状况整体如何？
卢锋：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应该早得多，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就具有资本项目可兑换含义。不过，人民币国际化大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才开始比较有意识地推进。近年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资本项目可兑换都有较多新举措。观察今年上半年有关政策演变情况，金融改革和开放都显著提速，感觉资本项目可兑换已进入最后阶段，不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长得多。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取决于我们决心做到哪一步，还取决于别人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后者门槛要高得多，进程也要长得多。因而，即便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已进入收官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或许仍大体处于前期阶段。
记者：您对人民币是否能在今年加入sdr怎么看？有人认为人民币和已有sdr货币比较，其实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您怎么看？
卢锋：目前sdr价值由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内的一篮子可自由使用货币决定，其中美元和欧元占据近八成权重。按照规定，imf对sdr货币篮子构成每5年评估一次。随着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以及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力空前提升，人民币加入sdr货币即“入篮”提上议事日程。今年又逢sdr定值评估年，人民币“入篮”呼声很高。
不过，前一段时间有关人民币在今年“入篮”前景似乎并不乐观。我年初参加过一次与imf高官的内部座谈，对方谈及人民币“入篮”时出语极为谨慎，大意是中国迟早会加入，但过早加入反而不好。美国财金高官以及imf总裁对此问题公开表态时同样比较保守，主要理由还是说人民币自由兑换程度仍有待改进。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情况似乎在发生着显著转变。据报道，5月26日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表示，当前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估值处于合理水平，并欢迎人民币申请加入sdr货币篮子。另外，在5月29日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财长们讨论了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原则上一致认为应将人民币纳入，不过仍需完成相关技术性审查。这应是最近公开报道的有关人民币“入篮”前景最为积极的信息。
中国向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
快速转型
记者：什么原因使得imf和七国财长立场发生了转变？
卢锋：这最终还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阶段性成功的基本事实决定的。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去年用市场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规模第一次超过10万亿美元，稳居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对外货物贸易则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从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比率来看，中国在过去十年已经成为最大的增量贡献国。另外，在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上，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都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置。就sdr篮子货币所需经济与贸易总量规模而言，中国实际早已达标。即便最不愿看到人民币“入篮”的人士，也无法回避上述事实。
中国向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然而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使得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健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筹建亚投行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呼应，显示中国经济走和平发展道路理念被广泛接受，也显示中国经济影响力日趋增大。这些也应是让西方人士在人民币“入篮”问题上“松口”的重要考量。
我国资本项可兑换取得进展则是“入篮”的关键条件。“十二五”规划部署“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也要求“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关键年份，有关部门以争取人民币“入篮”为契机加大了推进资本项可兑换力度。今年两会期间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正在与imf积极沟通，希望人民币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sdr的篮子货币。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出于中国自身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活动中的需要，中国政府会加快改革，在今年大体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
今年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力度明显加大。如“沪港通”实现上海和香港资本市场的直接连通，目前大体平稳运行。利用自由贸易区政策平台，就资本项目开放主题进行不同方面的试点探索。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也动作频频，如积极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批复5家民营银行资格牌照等，这些举措显示中国已自信地迈出资本项目开放“最后一公里”步伐，使有关方面难以继续以“自由兑换”为由阻碍人民币“入篮”。
人民币加入sdr
有多重积极意义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争取让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加入sdr有什么意义？
卢锋：争取人民币“入篮”有多方面积极意义，可以说是既有“面子”也有“里子”的事情。人民币“入篮”初步确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与人民币实际升值趋势展开，近年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不同程度地选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人民币“入篮”将是在多边体制框架下确认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虽然sdr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人民币“入篮”后在其中权重可能也有限，然而毕竟标志着人民币朝国际储备货币方向迈进了一步。
人民币“入篮”具有多方面重要标志性意义。据中金宏观报告估计，自从sdr与黄金脱钩并于1981年以一个固定的货币篮子重新定义以来，还没有新成员加入它的货币篮子。如果人民币今年成功加入sdr，它将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篮子货币，也将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这无疑是显示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一个侧面显示人民币及中国发展道路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关部门为人民币加入sdr创造条件而出台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利用争取人民币“入篮”对资本账户可兑换要求，借助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可兑换之间内在逻辑联系，进一步果断推进改革使金融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过程，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业竞争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且对宏观调控科学化以及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都具有积极意义。
高度重视
与有效管理风险
记者：有评论人士担心，这样密集推出改革措施并快速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带来较大金融风险？如何才能有效管理体制和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卢锋：加快推进改革和人民币“入篮”都是好事，然而体制转型进程必然利弊互见。动态评估和有效管理改革较快推进可能发生的风险，对改革稳妥推进并使新体制良性运行具有关键影响。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是在资本账户放开的同时国内汇率和利率体制改革滞后，金融部门准入管制改革滞后，金融系统外部开放与内部扭曲不一致会带来各种困难和风险。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决策层大体同步推进国内金融改革与对外资本账户开放，两者不匹配可能发生的风险有可能得到较好控制。
减少和退出资本管制对资源有效配置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有积极意义，然而也意味着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防火墙功能相应减弱。退出资本管制是开放经济运行一个基本约束条件改变，必然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对实施政策有效性、改进银行和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增强企业和其他机构预算约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略，使经济运行尽快趋于成熟，才能有效地应对资本账户放开风险。
另外，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对上一轮高速扩张周期多重累积矛盾的最后调整化解阶段，早先过度扩张积累风险释放过程已经并且可能还会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周期性失衡调整与体制转轨磨合矛盾相互叠加，也可能在风险释放上出现复杂情况。需要在坚持调整方针不动摇的同时，着力实施稳增长措施，审慎管理风险释放。
高度重视与有效管理风险至关重要，不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没有风险，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也不可取。中国要开放市场经济不断成长，难免要迈过金融市场化与货币可兑换门槛。观察新世纪中国开放经济加速追赶与全球经济影响力提升事实，分析后危机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现实，加快实施改革应是合理选择。把握机遇推进必要改革，审慎评估应对潜在风险，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打造更高水平体制平台，是目前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提速传达的积极信号。
记者：张末冬 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