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新政商关系中企业最重要的是做出远离危险的选择 -凯发首页入口home

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下称《报告》）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正式发布。《报告》由一线财经、时政和法治新闻从业者合作完成。《报告》课题组基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面向企业家提出构建政商关系的建议。

《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财经》杂志合作的奖学金项目部分学员共同撰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薛兆丰担任顾问，于2016年4月完成研究报告。2015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研究院前身为1994年林毅夫等创设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在发布会上，周其仁就新型政商关系的讨论做了点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主要内容：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两千万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形势有变化有反复，企业家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带给各界的。

（《财经》记者张玉学根据4月26日周其仁在《“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周其仁本人审阅）